6月20日至23日，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布达佩斯站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小轮车、滑板、攀岩、霹雳舞等四个大项的运动员将为150余个奥运席位展开争夺。
此次比赛，新华社只派出三名摄影记者进行摄影报道，但得益于团队的高效运转与整体协作，最终顺利圆满地完成了报道任务。
（一）
2019年，新华社成为国际奥委会认可的国际通讯社，新华社摄影团队也升级为国际奥林匹克摄影队（IOPP），采访名额和权限大大增加，成为与路透、法新、美联一样的第一梯队。
地位和权限的提升，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与使命。除了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旗下的各项赛事都要求新华社积极参与报道。
此次布达佩斯站，新华社早早就向国际奥委会申请报道，虽然只申请到三张摄影记者证，但相比其他所有国际通讯社每家仅一张的摄影记者证，采访名额已然很多。
同时，国际奥委会规定每家通讯社只能得到一个Priority（优先权）的黄色摄影臂章。佩戴该臂章的记者可以在场馆内灵活移动，获得更好的拍摄位置，但要求实名登记且不允许转让出借。不过，对于新华社的三名摄影记者，赛事的媒体主管特别允许该臂章可以在三人间轮换交替使用，这为我们的拍摄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和便利性。
三名摄影记者中，我和日内瓦分社记者连漪是匈牙利周边国家的分社记者，布达佩斯分社摄影雇员弗尔季·奥蒂洛是当地人。在开赛前，他负责为我们提前踩点、了解赛场情况、拍摄开赛预热照片，并随时与布达佩斯站组委会联络沟通，提供了大量有用信息。
（二）
赛事一共四天，但除第一天外，赛程安排非常紧密，经常出现同一时段在不同场馆举行三、四个比赛的情况。
我们三名摄影记者，不仅要从头到尾跟进所有项目，而且要重点拍摄中国选手的决赛、颁奖等一系列环节，分身乏术，恨不得有三头六臂。因此，开赛前我们对每项比赛的规则、时长，甚至不同场馆之间的步行距离等做了大概了解，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我制作了一个赛程表，把每个人每天对应要拍的比赛列出来，并根据比赛项目的重要性和是否有中国选手，决定谁可以戴黄色臂章。
但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这个赛程表经常被各种原因打乱，需要我们随机应变，临时调整。比如，6月22日上午下雨，所有比赛都推迟集中到中午12点后，导致我们每个人都得在同一时段内增加1个额外项目的拍摄任务，每个项目的拍摄时间被大大压缩，需要快速转场。
还有一次，我戴着黄色臂章去拍摄女子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决赛，比赛时间比原来预估的时间延长，还增加了颁奖和颁发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证书的环节，而拍摄男女攀岩速度赛的记者也需要黄色臂章，所以我们得趁着比赛间隙做好交接，保证每个项目都能获得更好的画面。
6月23日，中国选手骆知鹭在攀岩女子两项全能决赛中。
除了拍摄外，我们还需要在比赛间隙挑选并传送照片。由于布达佩斯与北京有6小时时差，协商后，布达佩斯时间下午4点前结束的比赛照片，我们必须在当天传回编辑部。
因此，我一般会在前一天预先备注好第二天所有比赛的中英文说明和重点选手的中英文译名，并在当天实际拍摄中，控制好每场比赛的拍摄时间，在拍完所需要的画面后立刻发稿。
很多时候，我们三名摄影记者之间会互相帮助和补台，看到同事忙不过来会去支援，默契十足。
（三）
“文似看山不喜平”，跟文字一样，好的照片也喜欢不寻常的角度。我有时候会通过一些特殊的拍摄技巧，增加画面的丰富性和可看性。
但作为通讯社记者，在重大赛事中首先要确保关键比赛、关键人物的常规发稿照片，在时间充裕且有余力的情况下再考虑创新。
一般情况下，我会在赛事预热和预赛阶段，尝试不同拍摄角度，采用慢门、追拍、剪影、多重曝光等多种拍摄手法。如果手法运用成熟，可以在拍摄决赛或者中国选手时使用，但往往有拍摄失误的风险。因此，在比赛中合理安排拍摄就至关重要。
开赛前，我和弗尔季·奥蒂洛在各个场馆踩点试拍，对不同位置能拍到什么样的画面心中有数。
在女子街式滑板比赛中，每名选手会有两次登场机会，在第一次登场时，我选择在正面看台高点位置，拍摄背景为赛事标志的“常规照片”。
6月21日，中国选手张艳在滑板女子街式预赛中。
在第二次登场时，我会选择坐在赛道侧面，通过慢门追拍或剪影的手法拍摄“非常规照片”。
6月21日，荷兰选手罗丝·兹韦茨卢特在滑板女子街式预赛中。
女子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决赛有两名中国选手参赛，每名选手在比赛中有两次登场机会。我在中国选手孙佳琪、邓雅文第一次登场时用常规手法拍摄她们的一系列动作。在孙佳琪第二次登场时，我选择了略带风险的慢门拍摄手法，幸运地拍到一张比较满意的照片。
6月22日，中国选手孙佳琪在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
回顾这次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布达佩斯站的报道经历，我深刻感受到新华社整个团队给我们前方记者的大力支持，能顺利圆满地完成报道任务也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这次报道也是新华社摄影团队为接下来的巴黎奥运会的一次练兵，由众多精兵强将组成的巴黎奥运会摄影报道团，将为读者们带来更精彩的视觉盛宴。